2017年11月06日 來源: 中國經濟時報
新時代文化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而要有效解決這些矛盾就需要我們采取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整體來說,我們要營造寬松環境、秉持創新理念、堅持市場主導,以企業為主體、大力實施技術驅動戰略。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之前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繼1956年黨的八大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后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第三次科學定位。
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本質變化的時代大背景是我國已經進入新時代,物質和文化生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基本生產能力已經相對先進。對比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可以說之前主要解決的是“有沒有”的難題,現在要解決的是“美不美、好不好”的難題。而要有效解決“美不美、好不好”的難題,既要為物質產品有機植入文化和價值觀,又要生產出充裕的優質文化產品,更要通過提升全民文化素養來營造民主、自由、公正、法治、開放的社會環境,正所謂“文化有、生活美、生活好”。新時代文化主要矛盾主要體現在如下七大方面。
第一,相對于物質需求,文化需求不均衡不充分。
2010年,我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同年我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例為19.8%,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Made in China”遍布全世界,2016年,GDP超過74萬億元,人均GDP近8000美元,整體來說,我國的物質生產已經相對豐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的文化軟實力還落后于經濟硬實力,而且文化生產也難以有效滿足國民需求。如2016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圖書閱讀量為7.86本,而日本的人均閱讀量在40本左右。
第二,文化消費發展不均衡不充分。
首先,文化消費的城鄉差距更為懸殊。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文化娛樂消費支出1269元,農村居民人均文化娛樂消費支出252元,二者之間的比例為5.04。而且,文化消費的城鄉不均衡性高于人均消費的城鄉不均衡性,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3079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0130元,二者之間的比例為2.28∶1。
其次,東中西部的文化消費水平存在顯著差異。根據《中國文化消費發展指數(2016)》的數據顯示,東部地區的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的文化消費綜合指數連續四年位居全國前十,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只能在前十中占據三席。此外,同屬東部地區和同屬某一省份的文化消費水平也存在很大差異,如廣東的珠三角地區和非珠三角地區、江蘇的蘇南和蘇北地區。
再次,同一城市不同階層的文化消費水平不均衡。研究發現,不同學歷人群的文化消費差異較為明顯,其中本科及以上學歷人群的文化消費綜合指數相對較高。
第三,豐富的文化素材與創造性轉化的不均衡不充分。
我國作為文明古國,有著豐富的文化素材,但是創造性轉化的能力明顯不足。一方面對儒家經典等的轉化遠遠超過道家等經典,體現為創造性轉化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很多轉化拘泥于形式或者舊觀念,而沒有按照新時代、新發展的內在要求有效轉化,體現為創造性轉化的不充分。
第四,文化大發展與創新性發展的不均衡不充分。
雖然我國的文化成就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進步,可是,文化大發展中依然存在著突出的創新性發展的不均衡不充分問題。例如,同是穿越類型的影視劇,美國等國家基本上是穿越到未來,而我國基本上是穿越回過去,這充分說明了創新性能力存在很大的缺陷。
第五,嚴重過載的信息與優質內容發展的不均衡不充分。
首先,優質精品內容相對稀缺。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嚴重過載的時代,無時無刻不被過多、過濫的信息所包圍和轟炸。但是在信息過載的時代,真正優質的精品內容卻相對稀缺。2016年,我國拍攝的電影近千部,但是真正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有幾部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全國圖書總印數90.4億冊(張)、電子出版物出版數量28839萬張,但是真正的高原、高峰之作卻寥如晨星。
其次,優質精品內容更難以顯現。一方面,信息過載導致優質內容被湮沒在海量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被過度地稀釋;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措施實現優質內容與用戶需求的有機匹配,導致用戶難以有效獲得優質內容,畢竟每個人一天只有24個小時,難以有充分的時間去過濾和甄選優質內容。
再次,錯把“高大上”內容當成優質精品內容。傳統時代下,精英們把持著優質文化標準的制定,“陽春白雪”成了優質精品內容的代名詞。但優質內容既包括滿足精英人群的陽春白雪式的內容,更應該包括接地氣的滿足下里巴人的通俗內容,尤其在我國啞鈴型的人口結構中,通俗內容顯得尤為重要。當然,我們也必須劃清通俗和低俗之間的界限,通俗絕不等同于低俗,通俗是應該大力提倡的,而低俗是必須堅決抵制的。
第六,傳統文化單位和企業內容生產能力強與技術創新的不均衡不充分。
傳統文化單位和企業長期以來秉持內容為王的理念,且有著大量的采編人員,內容生產能力相對較強,但是其技術創新能力卻很弱,或者說有些甚至缺乏技術創新能力。很多傳統文化單位和企業由于缺乏技術基因、技術人才少且技術力量極為薄弱,導致其難以建立起有效的技術平臺把其優質內容與用戶需求進行有效匹配。
當前,我們正處于技術創新大爆炸的時代,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此起彼伏,并且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技術創新的浪潮也不會停歇。而且,從全世界的發展實踐來看,無論是美國的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互聯網巨頭,還是國內的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今日頭條等,作為互聯網新經濟的典范,無不是技術驅動型的企業。
第七,國內傳播能力增強與國際傳播能力的不均衡不充分。
近幾年來,在傳統媒體轉型和互聯網企業高速發展的雙重推動下,國內傳播能力大大增強。客觀地說,相對于國內傳播能力的增強,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整體地位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
當前國際傳播格局出現了本質變化,在傳統傳播時代,美國借助新聞集團、CNN、時代華納等實力強大的國際傳媒集團,在國際傳播中居于主導地位,其他發達國家也憑借其旗下的國際傳媒集團獲得一定的國際話語權。但在互聯網傳播時代,美國借助谷歌、Facebook、Twit ter等在全世界跑馬圈地,成為世界互聯網領域的巨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國際傳播能力相比傳統傳播時代,其傳播力更強、更為領先。
近些年來,得益于我國互聯網市場的非對稱管制、用戶規模龐大、縱深深度大的國內市場等有利因素,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今日頭條等互聯網巨頭高速成長,已經成為世界互聯網領域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國的互聯網巨頭的勢力范圍基本上還在國內,國際化程度還很低,對提升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的貢獻還有限。而未來,要真正提升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就必須鼓勵和支持我國的互聯網巨頭有效“走出去”,成為國際化的互聯網巨頭。
新時代文化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而要有效解決這些矛盾就需要我們采取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整體來說,我們要營造寬松環境、秉持創新理念、堅持市場主導,以企業為主體、大力實施技術驅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