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0日   來源： 解放日報    

　　一直以來，如何在世界舞臺講好中國故事，我們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內容打造上。然而當中國原創劇目源源不斷、國內演出市場日益豐富后，其實“走出去”的短板，更多在于幕后。

　　第十九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期間，不僅臺前的演出奪人眼球，幕后“走出去”的推介、交易、創投更是如火如荼。在國際買家與中國劇組的你來我往中，中國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并且是符合全球藝術市場規律、達到傳播效果地走出去，路徑愈加清晰。

“佳肴”已經不少，而當下，“走出去”更緊迫的問題在于要學會“把菜賣出去”。　

　　規模成本是道檻

　　走出去的劇團總人數盡量不能超過18人。而國際買家的表述更簡單清晰：“超過50人的規模，會把我們嚇一跳。”

　　在一間只有幾十個座位的小會議室里，加拿大多倫多創意藝術節CEO（執行總裁）安東尼·薩金特正在臺上演講，全程只有樸素的PPT，沒有其他多媒體展示。而底下坐著的聽眾幾乎一動不動，聽得全神貫注。

　　這是上海國際藝術節近幾年的一個工作坊項目：輔導國內劇團如何走出去，在國際舞臺上演出。而今年的輔導人，直接邀請了國際買家、全球藝術節總監們現身說法，由他們親自講述。

　　出乎意料的是，幾位國際買家的演講側重點幾乎不謀而合——比起創作內容，更在意的是幕后運作的細節。

　　比如，“18”，走出去的劇團總人數盡量不能超過18人。

　　長期以來，我們探討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幾乎談的都是創作內容。這只是一條腿。想要遵循全球藝術市場的規律走出去，還有另一條腿不可或缺，那就是幕后的運作。其中，我們一直忽視的就是演出規模。

　　藝術管理專業出身的黃艷，已經運作了數不清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項目，十分了解全球藝術劇院的需求，她直截了當地說：“除非屬于國家層面的交流，或成本已經有人買單，一般而言，老外們人口規模并不大，觀眾的市場體量和我們國內無法相比。50人以上走出去的表演，即便當地劇院把票全部賣完，也很難收回成本。”

　　而國際買家的表述更簡單清晰：“超過50人的規模，會把我們嚇一跳。”

　　規模控制，這一點往往是國內藝術家很容易忽視的點。創作者的想法總是天馬行空，所以一旦決定演出需要走出去，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心就會“深度介入”，每次彩排全程在場，其中最重要的建議就是“控制規模”，這根筋一直需要工作人員反復提。

　　因為藝術節中心太清楚，人數、規模、裝臺成本，是制約我們走出國門的第一道門檻。

　　道具在海上漂了一年

　　被問到十幾年來走出去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么，他脫口而出：“道具運輸。”

　　國際買家們在意的細節，很多讓人意想不到。除了演出規模，還有技術設備。

　　美國KMP藝術經紀公司創始人克里斯多夫說，走出去前，最好列一個技術清單。清單需要細致到什么程度？比如舞臺需要哪些燈光效果，與當地劇院的燈光設備必須一只只對接。盡可能使用當地設備，千萬不要想當然地以為，設備帶出國很容易。

　　對此深有體會的，是2006年起就不斷走出國門演出的海派絳州鼓樂“鼓舞東方”樂團。樂團制作人權軍民，被問到十幾年來走出去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么，他脫口而出：“道具運輸。”

　　由于表演內容主要是中國傳統的絳州鼓樂，如何把幾面中國鼓運出去，樂團十幾年里可謂煞費腦筋。鼓的空運成本實在太高，他們能選擇的只有海運。于是每年，鼓在海上一漂就是幾個月。有一次出國演出，最高紀錄漂了8個月。一年如果兩次以上走出去演出，那么這些鼓注定要在海上漂整整一年。

　　這意味著什么呢？“我們平時就得積攢2000多面鼓。”權軍民解釋，表演的鼓還在海上，而樂團平時排練、創作，道具不能受影響。

　　還有一個細節，國際買家們也反復強調，那就是簽證。

　　簽證的復雜程度，遠超出一般旅游。有些國家規定，如果要在當地從事表演活動，必須持有某種特別類型的簽證。簽證辦理過程中，總會遇到各種想不到的意外。大概是見多了簽證意外，演講的國際買家，直接在PPT最后一頁里，用碩大的字體打出VISA(簽證)作為大標題，反復強調為簽證留出的準備時間，至少要6個月以上。

　　上海國際藝術中心節目交易部高級主管茅玲對此頗多感慨。每次，為了一臺規模不超過18個人的出國演出，她的前期準備時間需要大半年，和落地劇院各種細節對接暫且不論，在簽證問題上，上千封郵件的往返確認更是家常便飯。即便作為業內熟手，已經預留大半年時間，每次簽證幾乎還是“踩著時間底線驚險過關”。可見其中操作的復雜和難度。

　　“卡點”很重要

　　文化走出去的幕后運營，并非藝術家想象中，有了好內容，喊一聲“我們要走出去”，于是就能“飛”出去的。

　　自打從事這份工作以來，上海國際藝術中心節目交易部主任劉丹的睡眠一直很淺，總是深更半夜起來，刷新一下電腦，看看國外劇院的郵件來了沒有。

　　最忙的一次，交易部工作人員帶隊前往倫敦演出。結果機場罷工，幾乎全世界的旅客都在亂哄哄的機場吵架。團里的演員們一個個臉都綠了，心急如焚，很多人在國內還有演出，趕不回去成為一個大問題。

　　帶隊工作人員同時和機場交涉、和南岸藝術中心商量能否安排住宿、向國內的領導匯報、向領館求助，間隙又去安撫演員們的情緒……而在同時，還不忘回復下一場國際演出的郵件，因為還要接洽下一場、下下一場，甚至明年的“走出去”。

　　尤其是，目前中國的演出節目，在國際舞臺表演需要“卡點”，也就是利用對方舉辦藝術節、狂歡節、戲劇節、策劃中國相關主題的時候，我們輸出演出內容，成功率往往事半功倍。比如，英國南岸藝術中心此前就策劃了一個“中國·變奏”主題專場。為此，他們主動尋找中國的節目內容，積極來上海國際藝術節挑選。還有愛丁堡藝術節，此前也策劃了一個中國版塊專區。對方有需求，我們就有了更多機會。

　　劉丹坦言，現在各國的藝術節紛紛開辟中國主題，這樣的大好形勢成為我們走出去的良機。不然，想要在國外演出淡季出國表演，機會其實并不大。

　　那么，“卡點”，或者說，瞄準對方具體的藝術節，就是成功的關鍵。這也意味著我們的節目需要大半年前就開始接洽、準備。換句話說，按照全球藝術市場規律，一臺節目想要走出去，光是幕后的策劃、醞釀、接洽、對接，沒有一年半載，很難順利完成。中間還有無數道難題和關卡需要克服，一不小心就會失敗，或演出效果大打折扣。

　　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幕后運營，并非藝術家想象中，有了好內容，喊一聲“我們要走出去”，于是就能“飛”出去的。這些貌似不起眼的“瑣事”和“細節”，往往成為卡住我們走出去的關鍵。

　　不能一味追求原汁原味

　　老外一看，覺得太過簡陋，直接給了一句話：“來我們這里演出不可能。”

　　2005年，權軍民帶領團隊成立了海派鼓樂團“鼓舞東方”，一開始的定位就是要走出去演出。節目內容幾乎為老外量身打造，雖然是中國傳統的絳州鼓樂，然而進行了現代化的精美制作。光是鼓，就創意迭出，做成了翡翠鼓、鉆石鼓、水鼓，鼓中有燈，鼓面波光粼粼，舞臺效果很美。他太清楚，老外喜歡“中國元素”，但演出不能太土，還必須有當代的審美和包裝。

　　然而，即便內容完全符合老外們的口味，起初，如何讓外國買家看中，也經歷了一番波折。

　　2006年，權軍民向國外某個藝術節介紹演出內容，對方聽完似乎很有興趣，要求他先發節目視頻過去。當時，國內演出并沒有制作針對海外買家的宣傳視頻，甚至連一張劇照都沒有。而且世界上幾乎沒有一種音響，可以把鼓的聲音完美還原。視頻勉強做完，老外一看，覺得太過簡陋，直接給了一句話：“來我們這里演出不可能。”

　　這大概是幕后技術卡住“走出去”的經典案例了。

　　權軍民并不死心，之后他竭力邀請對方來中國觀看現場表演，“給你們訂機票，吃住全包”，即便如此，也是一次又一次說服，對方終于愿意來了。

　　那次演出就在上海，五六個老外看完，頓時震驚了。其中一位當場表示：“你們的現場和視頻里的反差也太大了吧。”雙方幾乎當時就談妥了簽約事宜。此后，“鼓舞東方”開啟了十幾年的國外演出之路，亮相國外各大藝術節。

　　克里斯多夫對權軍民印象深刻，把“鼓舞東方”作為唯一一個案例，放進演講的PPT里。

　　原來幾年前，上海國際藝術節組織國際買家、藝術節總監們前往黃浦江游船，在船上，安排了一些中國元素的原創節目，其中就有“鼓舞東方”，許多國際買家由此對這個樂團表示興趣。而克里斯多夫作為國際演繹經紀公司創始人，此后更是與樂團頻繁接觸。他在工作坊里介紹樂團走出去的幾大成功因素，排在第一項的，就是“樂團有一個專業的制作人”。幕后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談起這幾年走出去積累的經驗，權軍民認為他們的優勢在于靈活多變的體系，“我們有好幾個版本，室外版本、室內版本，演出人數可以從8人到80人之間靈活多變，老外每次一聽這個，就眼前一亮。”而這些，是創作時就需要考慮的因素。

　　其次，不惜血本的精美制作。“鼓舞東方”不僅設計了許多有趣的鼓，鉆石、翡翠、青花瓷和鼓融合創新，服裝上也狠下功夫，比如結合羅馬鎧甲與中國戰甲設計的戰鼓服裝。有一次為了演出，樂團特地挨家挨戶，收集山西過去母親嫁女兒時準備的白棉布。據說按習俗，棉布是母親親自種下棉花，收上來后手工織成布匹，成為女兒嫁人時壓箱底的東西。好不容易高價收購的布匹，總共做成了200套衣服。

　　有一回演出，一位紐約的外國觀眾對權軍民感慨：“我看了你們的京劇、昆劇等等，怎么每一年演出，服裝、道具、曲調都沒啥變化？而你們的鼓有不同的服飾、調式、道具，好看極了。”

　　這固然是因為外國觀眾不懂中國戲曲，但也從側面證明，中國文化走出去，并不是原汁原味地呈現就行，還需要現代包裝、當代審美。

　　推介表現很重要

　　推介人可能還停留在過去的思路，并不知道這個國際平臺上的評委們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10月22日上午9點25分，上海浦西洲際酒店會議中心小劇場內已經陸續坐下了近百人。5分鐘后，本屆上海國際藝術節演出交易會的重頭戲之一——國內“走出去”項目視頻選拔推介會就要開始。

　　10個項目，統一給予了10分鐘的推介時間。也就是說，2分鐘的視頻、2分鐘的演講以及6分鐘的問答加在一起，就是中國劇團向國際買家展示的時間，也是“走出去”的敲門磚。

　　有幾個項目的推介人，在演講環節中著重講述了自己的創作心得。說到動情之處，有人甚至數度哽咽，也有人直接收不住，超時了好幾分鐘。這些青年藝術家們并沒有意識到，評委和國際買家們真正想聽的是什么。

　　嘉賓主持安東尼·薩金特為此捏了一把汗。2年前，第十七屆上海國際藝術節演出交易會首次舉辦國內“走出去”項目視頻選拔推介會，薩金特就是評委之一。在國外，類似的推介會早已是各大演出交易市場的“保留節目”，而且是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但對中國的劇團來說，參加這種推介會的機會并不多。所以整個過程之中，講述嚴重超時、詞不達意、答非所問的情況頻發。

　　對于演講超時，薩金特說，上海國際藝術節的處理算是客氣的。在紐約，舞臺上的推介人和主持人是面對面坐著的。一旦對方超時，他作為主持人就要履行職責，掐斷發言。“當然，我也不能太‘野蠻’，一般是找準對方換氣的間隙，及時站起來感謝他們的精彩發言，然后繼續下一流程。”

　　也許有人會質疑，事先準備好一個2分鐘的演講然后順利講完，有這么難嗎？

　　黃佳代頭一個上場。作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國際交流部主任，她代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與英國壁虎劇團聯合制作的肢體劇《驚夢》進行推介。整個推介流程走完回到座位上，黃佳代看了眼手表，舒了口氣：正好在10分鐘內，任務完成。

　　在黃佳代看來，所有推介人都是帶著最誠懇的態度而來，但問題在于，我們的推介人可能還停留在過去的思路，并不知道這個國際平臺上的評委們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過去幾年間與國外團隊一起工作的經驗讓她意識到，必須跳脫出自己的角色，設身處地站在演出邀請方、國際買家的角度去思考。為此，她在上臺之前臨時推翻了之前準備好的講稿，重新調整了介紹重點。

　　臨場推翻講稿重新來過的人還有一位，代表中國國家話劇院話劇《羅剎國》進行推介的導演趙淼。更夸張的是，和他一同上臺的主演艾闊，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推介人，而是前一天在藝術節上偶遇的。趙淼說，因為排在第七個上場，他和艾闊就有了足夠的時間“軋苗頭”，研究評委們特別在意哪些方面，然后現場向后方要來數據，兩人分工準備。

　　這對“臨時搭檔”不但沒有“掉鏈子”，反倒配合默契，提問環節中不僅對答如流，幾個幽默回答還引發了全場的陣陣笑聲。

　　學會把菜“賣出去”

　　“‘走出去’　不光是要在創意和內容上下功夫，同樣會面臨很多現實的問題，是門技術活兒。”“必須嚴格把關細節，多一個人不行，多一公斤行李都不行。”

　　從2012年開始，趙淼就帶著12人的小團隊“出征”英國愛丁堡戲劇節和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幾年下來，不僅磨煉出了一個經驗豐富的團隊，還在國家話劇院傳出了名聲。有時，其他劇目去國外巡演之前，會專門請趙淼去給團隊“輔導”一下注意事項。

　　“我要說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走出去’不光是要在創意和內容上下功夫，同樣會面臨很多現實的問題，是門技術活兒。”趙淼說，“必須嚴格把關細節，多一個人不行，多一公斤行李都不行。”

　　趙淼記得，當年帶形體戲劇《水生》去阿維尼翁之前，他想得最多的不是演員的肢體表現，也不是舞臺走位，而是如何盡可能地往一個32寸的行李箱里多塞東西。

　　凡是超出航空公司免費提供的重量的托運行李都要自負費用。身為導演的趙淼別無他法，只能想辦法控制成本。于是，他請所有演員縮減自己的行李，每人“貢獻”出10公斤的重量用來放宣傳道具。碰上尺寸太大、塞不進行李箱的道具，比如一根2米長的魚竿，趙淼就想辦法叫人根據行李箱長度，把魚竿做成可拆卸的3段再塞進去。更讓團員們哭笑不得的是，這個摳細節的導演還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張示意圖，教大家如何折疊、擺放物品才能節省空間，最大效率地利用行李箱。

　　類似的經驗之談還有很多。比如，要參加7月份的阿維尼翁戲劇節，必須提前幾個月買票才能保證每個人12000元以下往返的價格。又比如，為了拿到最實惠的價格，這一年的戲劇節剛結束就要把第二年的住宿定好。要注意的是，寧可超過演職人員的數量多訂幾間，以免第二年來的人增加了卻沒地方住。

　　有人可能不理解，身為一個導演，需要事無巨細了解這么多繁瑣的細節嗎？

　　但趙淼覺得，為了帶著完整的作品走向世界，一個創作者，同時要做好切換身份的準備，以推廣者的身份去面對市場。

　　所以，當美國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國際節目副總裁亞當斯女士在推介會上問他巡演人數時，趙淼的回答“經驗老到”。他說，如果導演（他本人）和院長都不去，最精簡的演職人員就是15個人。在他心中，團隊早已提前考慮過海外巡演所能遇到的各方面問題，演員能兼職門口賣票，音響師能接燈光線，導演不去，也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劉丹在得知趙淼推介會上的陳述表現時，立即評價：“這是一個成熟的管理者。我們平時談判就是這樣和老外說的。至少去多少人，導演可以不去的話，精簡規模是多少……”

　　就在幾天前，上海國際藝術節參演節目《寂靜之上》作為“走出去”項目推介演出之一，邀請國際買家們觀看。這臺小小的“扶持青年藝術家計劃”節目，只有五六個舞蹈演員，簡單的舞美裝飾，然而效果很好。茅玲一看，在腦海里快速轉換成數字：出國的話，裝臺大概只要多少小時、技術清單只需要多少、出國人數只要多少，最終成本大概多少，可以這樣和老外們談……隨后心里明白，它會受國際買家青睞。

　　果然，第二天，各大藝術節邀約電話紛紛打了進來，如芬蘭劇院，在演出結束后的24小時內已經遞來了橄欖枝……

　　時至今日，隨著國內演出市場繁榮、青年藝術家人才輩出，中國文化“走出去”，其實“佳肴”已經不少。而當下，“走出去”更緊迫的問題，可能在于要學會“把菜賣出去”。而這，也正是上海國際藝術節平臺的獨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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