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22日 11:24    來源： 中國經濟網綜合    

　　中國經濟網北京1月22日訊  2015年是我國文化產業持續大發展的一年，尤其是與互聯網結合較為緊密的文化傳媒、動漫游戲等泛娛樂產業的增長十分迅速。據統計，我國的游戲用戶數量已經達到5.34億人，超過絕大多數國家的總人口數；動漫用戶也已經超過6000萬人，并輻射覆蓋了60%以上的90后和00后人群；同時，電影票房也超過440億元，保持連續多年接近50%以上的增長。

　　急劇擴大的文化市場和文化消費需求更加凸顯出我國文化產業原創內容的稀缺。2015年可稱之為IP爆發年，在《大圣歸來》、《花千骨》、《瑯琊榜》、《盜墓筆記》等明星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帶動下，幾乎所有的高品質網絡小說、動漫IP的動畫、影視、游戲和衍伸品的授權都已經被炒成高價并一搶而空。但橫向比較，上述IP的國際影響力還十分有限，我國還是優質IP的凈輸入國。

　　在這種背景下，《互聯網+文創：產業生態與政策體系》課題組經過精心調研并撰寫出了報告——《互娛經濟：基于騰訊“互聯網+文創”的探索》。

　　該報告認為影響我國原創能力的因素很多，但最核心原因的是我國對于文化產業，尤其是其中創意生成部分的規律認識還不深入，這與以美國好萊塢等為代表文化產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形成鮮明對比。近年來，好萊塢生產全球明星IP的速度越來越快，能力越來越強，以往白雪公主需要200年才能走完的強IP之路，小黃人只需要5年就實現了。可見，“互聯網+文創”極大地提升了創意與生產、消費之間的互動效率，進而提升了原創的效率。這一現象我們暫時命名為“互娛經濟”。

　　報告提到，在對“互聯網+文創”企業騰訊的觀察中發現“互娛經濟”有兩個互動環節是最為重要的。

　　其一是從創意生成到產品生產的互動環節，在這一環節中，騰訊革新了傳統的產業分工體系，改變了傳統龍頭企業作為資源（技術）壟斷、產品總成或平臺分發的角色，而是自身已經形成了一個既有內容生產上相互競爭合作的工作室，又有豐富平臺分發資源的產業生態系統，同時這一生態系統還直接滋養了數以百計的原創寫手和動漫創作者，并與相同和相鄰領域的合作伙伴共同利用平臺實現了產業生態不斷優化，從而極大地提升了原創的數量，并有能力推出類似于《勇者大冒險》這類小說、動漫、影視、游戲多線齊發的IP生成新模式，極大地壓縮了IP成熟的時間。

　　其二是從文化消費到創意生產的互動環節。近期的大數據分析已經改變了傳統的零一反饋模式，創意者不僅僅依靠消費者的點擊、點贊和打賞來判斷產品的好壞，而是可以根據社區、社群的養成充分的吸收目標用戶的需求反饋。但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平臺為消費者從粉絲到創意者架起了便捷的通道，騰訊正在嘗試的Next Idea項目，正是通過樹立榜樣效應、增加專業者指導環節、提供展示平臺、融入商業模式，最終創造了像《我叫白小飛》（原名《尸兄》）這樣的國漫點擊過億，授權總金額超5000萬元的原創IP神話。

　　報告表示，這兩個環節的變革也更新了我們對于文化產業組織傳統理論的認識。在從創意生成到產品生產的互動環節，互聯網的出現極大地降低了從創意到生產的交易成本。

　　基于制度經濟學理論，一方面，交易成本的降低會導致龍頭企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更加強化了龍頭企業的規模優勢，這與我們在“互聯網+文創”領域觀察到的一個細分行業只有一兩個大型企業能夠生存的現象一致；另一方面，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讓一些領域的公司變得沒有必要，創意者自身就可以產生創意并實現盈利，這與網絡文學興起后大量自由職業寫手出現的現象也是一致的。

　　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原有文化產業中產業集群作為最有效率的產業組織方式受到挑戰，新的產業生態不僅僅取決于大型平臺公司、領先內容制作公司等，更取決于本身兼具平臺和內容生產能力，能夠形成產業生態，能夠包容甚至催生與之相關的產業和中小企業的產業生態型企業。這就實現了從產業集群到產業生態的變革。

　　在從文化消費到創意生產的互動環節，基于社會網絡理論，可以明確社會網絡強度的構建，關鍵節點（榜樣和專業指導者）的選擇，重點連接環節的介入（如創意者的篩選過程、專業者的指導過程等）等核心要素的作用機制，從而實現從粉絲經濟到創意者經濟的轉化，實現文化產品從消費側到供給側的改革，從原創數量上實現根本性的突破，并通過不斷的互動優化反饋實現原創質量的提升。

　　當然，這一生產方式的變革也需要相應的政策體系改革的支撐，其中首要的是如何構建“互聯網+”背景下的版權保護政策。

　　首先這一版權保護政策應強調便利應用，要鼓勵借助技術手段簡化授權程序，實現一些領域的快速授權、強制許可，從而增強互動的強度，進而提升原創的效率；其次，平臺+內容型龍頭企業作為整個產業的核心，應在打擊盜版等領域率先試點示范，形成有效、精準的盜版打擊。最后，我國的版權保護政策一定是為我國的文化企業服務的，這就需要更好的研究我們已經（或正在準備）走出去的包括游戲、影視等企業、產品的版權保護訴求，并研究如何為我國企業更好的利用國際版權提供便利。

　　通過對于創意生產環節的解析，也有助于我們更加明確政策作用的環節，從而實現更加精準的政策供給。從目前的研究和理論推導來看，政策供給的核心環節是從創意生成到產品生成的互動環節。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提供和放開更多有利于創意創新的平臺增加創意供給，開放更多的專業指導者和專業指導機會以提升業余創意者的創意質量，并構建發達的版權交易體系增強創意的授權機會。